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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 我们台湾这些年:讲述台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连载)

我们台湾这些年:职棒开打



  

  这一年,职业棒球赛开打,将台湾已经流行许久的棒球运动推上一个新的高潮。棒球运动在台湾的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最早是日据时代传进,到1945年以后,棒球运动更是蓬勃发展。20世纪60年代,来自台东深山里的红叶小学少棒队,击败了来访的日本冠军队,为这支最初只能用木棒和石块练习的队伍增添了更多的传奇色彩;而来年的金龙少棒队参加美国少棒联盟于威廉波特举办的世界少棒锦标赛,并夺得冠军,更将全民对棒球的疯狂推上了新高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半夜守在电视机前面看代表队在国外的比赛,是一种共同的回忆。而那些年,青少棒代表台湾出去比赛也是夺冠连连,打遍天下无敌手,拿冠军如探囊取物般容易。
  当然,那些都有时代因素。事实上,美国的少棒联盟本质是夏令营式的玩乐棒球,台湾却处心积虑地营造“台湾人是世界一等”的自我催眠。人家是夏令营杂牌军,台湾是集中苦练的梦幻队,为了求胜硬是土法炼钢式地练习。
  在那个年代,台湾当局的“外交”连连遭遇挫折,国际局势不利,台湾民众士气低沉,这一切使得棒球更多是被赋予了一些民族主义的色彩,产生了莫大的激励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成棒也是扬威世界,历次打败如古巴等世界超强队伍。可以说,当时的棒球选手都是从小就参加世界赛事。但是,当时并没有良好的职业队伍制度,只有类似联赛的赛制,所以当初也使得不少球员离开台湾去外国打球。
  1990年,为了避免甲组成棒联赛观众日益减少以及优秀球员流失,“中华职棒联赛”终于开打了。成立之初,共有统一狮、兄弟象、味全龙、三商虎(排名不分先后,否则就会知道球迷是很可怕的)这四家企业成立了球团,投身职棒运动。当年上半季和下半季总冠军分别是三商虎和味全龙。翌年,中华台北奥运棒球代表队更在巴塞罗那奥运上拿到银牌,让全民为之疯狂。在各种媒体以及亲朋好友间的推波助澜和口耳相传下,从此,棒球不再只是参加世界比赛拿冠军这样的意义,而是真正成为台湾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虽然后来职棒队伍增加为六队,但职棒运动的发展并不是那么顺利。几年后发生了职棒签赌案等事,职棒陷入黑暗期。在这期间,就连创始的味全龙及三商虎队都解散了,伤了许多球迷的心。而许多一流的好手,也相继被美日等棒球强国挖走,以至于我许多朋友在很多年后,看到中华台北队赢球,全场的蓝彩带(三商虎的颜色是蓝色的),会感动得哭着喊:“三商虎终于夺冠了,呜呜……”另一个朋友,在康师傅回台并购味全龙之后,裁掉棒球队,他跑到顶新的办公室前大喊:“康师傅,还我味全龙!”一直到2000年后,热潮才重新回来了。
  总之,棒球是台湾唯一能够超越族群党派,将台湾人心凝聚起来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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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湾这些年:全家出游,在飞机上第一次接触大陆人









  1990年夏天,爸爸到肯尼亚开会,因为要与一些人同去,索性组了一个团。在开会之前先到一些地方旅行,同行的当然还有与会者家属。全家托爸爸的福,也跟着去了。
  第一站是以色列。这一行程很符合当初台湾基督教徒喜欢“圣地游”的习惯,但因为衔接问题,必须转机很多次,因此先经香港转机到罗马。在飞往罗马的飞机上,爸爸认识了一位从大陆来、要去非洲某地做生意的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跟大陆人接触。印象很深刻的是,他说话的方式以及用词与我们都有很大不同,虽然同样是说中文,但总觉得有非常大的差别。在认识之初,大家的对话好像都有些试探的意思,但后来也越聊越开,什么话题都开始说了。像爸爸这种爱传教的人,当然也会利用在飞机上的时间,向这位先生传福音,送了他很多书。因为这位先生一点儿都不懂外文,因此到罗马机场后,也是我们的同行团员帮助他办理了所有转机相关手续。总之,这次的接触,对我算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原本只能在画面或书本里看到的平面的大陆人,一下子都变得立体起来。这其实跟许多台湾人对大陆的印象转变一样,从文字到画面,再从画面变为实体。
  我们到罗马后待了约5个小时,接着要飞到希腊雅典转机。降落雅典前,我第一次由空中看到爱琴海那湛蓝的海水。在雅典过境大约要6个小时,大家在机场里觉得无聊,干脆跟那些海关去争取,没想到还真的争取到了落地签证。于是,全团约20个人,从机场包了几辆出租车直奔雅典市区。同行的一个牧师,特别问了当地导游亚略巴谷(圣经使徒行传里,保罗在雅典的传教地)在哪里,原来就在卫城旁边的一个小谷地,那位牧师走过去一看,竟泪流满面。接下去看了柏拉图的“学院”遗址。当然,那时候很笨,并不在意,多年以后我读大学哲学系,才理解到那个地方意义多么重大,只恨当时没能多看几眼,多拍几张照片。
  晚上,飞机由雅典直飞以色列台拉维夫。因为那阵子东欧集团陆续瓦解,犹太人掀起了返国潮,因此机上有四分之三的乘客都是犹太人。当飞机降落在台拉维夫机场,机轮触地的一刹那,整个机舱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及欢呼声。等到下机时,发现还有不少人眼眶红红的,有哭过的痕迹。
  台拉维夫机场安检极其严格,导致出海关的时间非常久。来接我们的导游是个知识渊博的老头,不过他是个巴勒斯坦人,以至于在后来几天,他一抓到机会就骂以色列政府,幸好司机听不懂英语。在以色列的几天,大概就去了耶路撒冷、伯利恒、加利利等几个《圣经》里比较常出现的地方。以色列虽然是个犹太教国家,倒也挺会操作这种以宗教为卖点的行程,这些与《圣经.新约》有关的景点也大多数都有东正教会。看来,世界各地有一堆来“圣地游”的游客。
  在某天的夜里,半梦半醒之中,听到寂静的远方传来一声枪响,响彻整个夜空。当时就心想:“该不会开战了吧!”然后又昏睡过去。没想到第二天起床,一打开电视就看到新闻: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整个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街上军人比前两天增多,连战车都直接停在重要的街口。当然,这也给观光客更多的机会找荷枪女兵合影。
  在以色列待了几天,就从陆路往埃及走,在边境检查更加严格。与其说严格,不如说刁难。有经验的导游拿了一些钱出来塞在海关手里,结果海关连检查都不检查就让过了。过安检后回头再看,好像所有旅行团都是这样做的。
  过边境后,各旅行团的班车都已经在等,但要等这一批旅行团全部都过关上车后,整个车队才会前后都有军车保护着前往开罗。这段路要穿越西奈半岛的沙漠,沿途看到不少废弃的战车遗骸,都是当年以埃战争时留下的。行驶大约七小时后,到了苏伊士运河,连人带车都上渡轮,过运河后再次上路。这时离开罗已经不远了。
  这段路大约走了九个小时。因为行程的关系,只在埃及停留了三天,只在开罗玩而已,能想得到的景点如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也去过了。第四天清晨坐飞机至沙特的吉达转机至肯尼亚。当时正值战争爆发,沙特又是在最前线,机上每个乘客表情都很凝重,生怕飞机就这么被飞弹射下去。顺利到了吉达机场,安检又是严格到极点。虽然只是转机,但前前后后被安检了七次,连爸爸那本厚厚的《圣经》都被拿起来翻,大概是怕里面藏枪吧!
  那一年的前不久,刚好沙特与台湾当局“断交”,但当地人对台湾还是熟悉的。在机场里的商店乱逛,说是台湾来的都还挺吃得开,再加上我们几个小朋友……嗯……应该还算可爱啦!所以那边的免税店店员,一直塞糖果给我们吃,还一直叫人来看。原来台湾来的小朋友那么稀奇啊!
  顺利到了肯尼亚首都奈洛比,爸爸与同行人员参加为期一周的会议,家属们则参加大会组织的游览行程。每天都有许多不同行程可以参加,不过在肯尼亚就是每天都到不同的地方去看野生动物。大会安排的餐厅是会场楼下,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广东老头开的。这个老头已经在肯尼亚住几十年了,虽然我们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几乎都是他儿子代为翻译的,不过看得出,老头看见同样是黑头发的中国人后,非常激动。
  从肯尼亚回来后,顺路又飞到罗马玩了三天。当然,对小孩子来说,什么千年之都呀,不是重要的,唯一的印象就是在那些街边或百货公司,用羡慕崇敬的眼神仰望资本主义第一世界神奇华丽的各类商品。此外,也忘记了因为什么事被妈妈处罚,在餐厅吃饭时被叫出去大骂一顿,并在一群洋人面前罚站,原来这就叫“出洋相”。
  我一直非常感谢父母给我这次机会,带我们出去玩。大概就是因为这次经历,培养了我对旅行的爱好,我比较喜欢自助游的习惯大概也是那时确立的。因为当初不能脱团到处乱跑去看想看的,让我觉得很痛苦。现在一赚到钱,有机会就往外跑,游山玩水的,结果导致一事无成,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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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初中课程



  

  1990年暑假过后,我上了二年级,原来的班级没有被打散,倒是换了个杀手级的班导师(班主任),比较年轻,教数学的。教得好是有口皆碑的,但同样的,体罚起来也毫不手软。初中二年级的学习科目有国文、数学、英文、理化、地理、历史、生物,上了三年级还多加一科地球科学。每天早上都会来一次考试,老师会给每个同学设标准。本人资质较差,数学只要考60分就好,偏偏我又常考不到这个分。其实大多数同学都考不到标准分数,所以每天中午吃完饭后就成为大家心惊胆战的时刻。老师一边狡猾地笑着,一边念名字发考卷。同学们一个个到台前领考卷,若是没考到标准,就自己乖乖伸出手来,该打几下打几下,最多20下。不过说来也怪,虽然大家都害怕考不好被处罚,但就是不懂去努力读书考得再好一些,而是一次次心存侥幸。
  说起体罚,每个老师有不同的风格,就连教鞭用的都不一样。有些喜欢拿热融胶棒,有些喜欢拿长长扁扁的木棒,有些喜欢用细细的藤条。所以,最后大家也养成一个习惯,新老师一进来,我们就看他手上有没有拿教鞭。有些老师把教鞭带进教室,就让人感觉寒光四射。
  后来,同学们也发现了被打时的反制方法,比如说先在手上涂酒精或红花油,跟老师硬碰硬。另外也有一个以柔克刚的方法,就是每次被打到的一瞬间,手掌顺势往下掉,减低冲击力。但终极方法是一个很聪明的同学用物理学的原理发现的,就是双手不要合拢,尽量张开一点;并且靠近老师手腕的那一边要比较高一点,如此一来,打到的部位是手掌肉多的地方;而且根据杠杆原理,越靠近持鞭处力气越小,打下来碰到另一只手掌时已经没什么力道了。从此,我们根本不怕藤条棍子了,但还是要装得很痛的样子。
  处罚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除了打手外,有些老师还会捏眼皮,捏嘴角,捏耳朵,而且可以把耳朵扯到整个人都抬起来(隔天都会淤青),拉完以后还真怀疑耳朵还在不在,或者有些老师喜欢罚半蹲,双手抬椅子罚站。更狠一点儿的会叫你去操场跳上几圈青蛙跳,这时你就会恨不得被鞭子抽,早死早超生。不过老师处罚学生,似乎要看对象,好学生偶尔犯错不会被处罚。当然了,在老师心目中,学业成绩优秀的,当然就是好学生。
  其他课程,还有音乐、美术、家政、工艺等副科,后面这两科比较特别一点儿,当时是男生上工艺课,女生上家政课。工艺课有专门的工艺教室,会教学生做一些木工或简单的铁工。家政课则是女生学习做菜烧饭、缝纫之类的课程。但是到了妹妹上初中时,这两科已经变成男女都要上了,大概和那时候妇女团体强烈要求男女平等有关。总之,初中的学习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升学,一切以升学为导向。一切与学业无关的课程都尽可能被忽略,那些课程时间也都尽量被拿来上主科课。
  我比较了数理化及英文等课程,发现,其实大陆与台湾的课程内容都差不多;而在国文方面,当时台湾的国文教科书,则几乎都是文言文,一册里大概只有两三课是白话文,占全部的二成而已。并且,文言文几乎是每课必背。其实,并不是所有老师都那么喜欢文言文。初中三年遇到不同的国文老师,有些要求能写出简单的古文,有些则抱持着古文无用论,要求能写出词义通顺的白话文即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与地理课程。历史教学,是从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朝一代慢慢教下来的。几百年以前的事还好,但到了近代,可能是时代近了吧,烦琐的事越提越多,比如清末的一大堆条约,每个条约签订的年代、为何要签订、签订后的影响等,都要求填鸭式地背下来。这时候你就会特别咬牙切齿地深深叹息,恨铁不成钢,哀叹为何我国到了近代是如此的羸弱不振,搞得条约一大堆。其实背到最后,除非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大都会搞混淆。在当时初中的填鸭教育环境下,不只是文科要求背,更极端者连理科也会要求背一些定理公式,老师也没有太多时间告诉你这些定理公式是怎么推演出来的。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地理课的教学。初中三年的地理课,四分之三是中国地理,其余是世界地理及概论。在中国地理方面,是一省或直辖市为一课。当时台湾教的还是沿用国民党时代的地图,所以东北还是“九省”,北京还是“北平”,乌鲁木齐还是“迪化”,“首都”还是南京。其实地理课让我看尽各地的图片,是挺好玩的。当时教到山东省一课,一张青岛的图片——红瓦的德式洋房,隐藏在海岸边的绿树丛中。我可完全被雷到了,从此爱上了青岛。那几年,两岸比较开放了,妈妈也买了一整套《放眼中国》的画册,这套书及地理课本算是我对祖国各地风情的初步认识。
  地理课程看似有趣,但真的为了考试来教就很极端了。学生被要求牢记各省的城市、山系、水系、铁路、气候、天然资源及农作物,所以要背地图。考试时,常常是一个空白的某省地图,要学生们填出题目要求的东西。
  比如说,漠南四大盐区是哪里?答案是:乌珠穆沁旗的乌盐,苏尼特旗苏尼特盐池的苏盐,阿拉善和硕特旗吉兰泰盐池的吉盐,鄂尔多斯的鄂盐。当我看到这种题目时,脑袋神经就好像“啪”的一声突然断掉,瞬间大暴走,一头撞死的念头都有了。
  还好,那时我地理还算不错,以至于到现在,我还深刻记得大陆各地的山系、水系分部。比如现在问我,湖南省的四条重要河川是什么,并从南到北依次排列,我还记得是湘、资、沅、澧。江西省主要水系顺时针排列,是昌、信、赣、修……
  20世纪90年代初,两岸间开始有些交流了,许多以前不让百姓知道的事也渐渐藏不住了,编课本的单位不得已,只好在课本后加了几句:“此种划分,殊不合理,将待‘光复’后,予以调整。”真是一种让人尴尬的鸵鸟心态。
  以中学课程的编排来说,重理科而轻文史,着眼主科而忽略副科,当然这跟升学导向有很大的关系。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多少也跟台湾的环境有关。因为台湾是个海岛,一直以来都是以出口贸易为导向,并非是百工备俱的社会,也就是说台湾是靠制造业和海外贸易起家。台湾地狭人稠,土地不足以养活人口,制造业及贸易是台湾的经济命脉。因此,与制造业、贸易业息息相关的理工科和商科是被台湾人选择最多的科目,进而因为工作导向的关系,无形中也影响到台湾人的价值观。
  台湾各大学里不同专业的热门程度,往往是反映就业市场的风向标,往下就反映到了中学课程中重实用的理科而轻文史,因为没有人愿意拿饭碗开玩笑,家长也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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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1991,“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废除


  

  1991年,台湾当局废止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运行了四十几年的奇怪法令。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有这条暧昧不清的法令,当局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来解释它,以利自己的统治。几十年来的政治及社会发展历程,都处在这条法令的阴影之下。
  所以,我们仿佛昨天都还在那片“秋海棠”上度过,突然间醒来,却发现自己只是在一个番薯小岛上。
  举些例子,比如过去有许多的所谓“义士”,他们只要驾机或劫机投奔台湾,当局马上赏一个官位,还可以领黄金。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一废止,大陆人劫机来台,叫劫机犯,依法判刑,刑满还要遣送回大陆。在1990年初,一直不断有大陆民航机被劫持来台湾,无形中造成了很多次直航。
  离题了,总之,这条法令的废除是相当有意义的,不但表明政治发展慢慢回到“宪法”正轨,连带的许多不符合体制的组织处、室和黑机关都一并废除了。
  那两年,警备总部和“人二室”都相继废除。警备总部在前面已经提过了,这边就提提“人二室”吧!关于“人二室”,以前的大学老师曾经讲过一个笑话,是这样的:有一次在某校,老师在讲台上讲美国总统大选,写了一个“民”代表民主党,写了一个“共”代表共和党,老师指讲台上的“共”说他赢了,指着“民”说他输了,刚好窗外走过的一个人听到,第二天这位老师就消失了。
  这样也就想到小学时的一件事。1987年以前,学校都会有些“爱国”教育课程。在这类课程里,比如说作文课,就要写一些关于政治的题目。当然,不管什么类型的作文题目,文末都会来一句“拯救水深火热同胞”这类的制式结尾。
  当然,那时候比较小,不识相,竟然就举手问了老师:既然大陆武器这么烂,那为什么我们还不快“反攻”呢?那是一定会成功的啊!
  “呃……因为我们都是同胞,所以不能用武器攻打他们,这样会伤害到同胞啊……”
  老师讲了一堆道理,其实我听得一头雾水,但还是以为很有道理所以才听不懂。那时候老师心中应该是捏了把冷汗吧!如果回答有个闪失,隔天可能就看不到他了!
  当初,不仅学校里的教职员工有言论的压力,一般公务员也会有。过去,台湾的各级行政机关或校园里有一个特殊的处室,就是刚才谈到的人二室。对公务员来说,这是个让人印象不太好的单位,表面上“人二”里的人也是公务员,也有正式编制,但实际上,他们又不归工作单位的首长管,人员都是调查局空降下来的。这个处室的工作,就是负责行政机关或校内师生的政治侦防、思想检查考核工作。因此,可以说,当初每个人都会有份“档案”,伴随着你一生,你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
  “人二”把老师分成三人一组,组长要监督组员的言行举止是否“正确”,以此作为考核的标准。除此之外,教师还要不定期去听“演讲”,简单点说,就是洗脑,然后还要写心得报告。老师也有作业——有一次我打扫时,在垃圾堆里捡到老师的剪报作业,上面贴了一堆内容和谐无比的新闻及长官讲话,加上老师的心得报告。捡回家后让爸爸看到了,还被耻笑了一顿。
  还有一次,我在老师的办公室里,看见几个老师正在聊着八卦。聊得正开心,突然间话题一转,变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国泰民安、如沐春风之类的,桌上的《自立晚报》(当初比较开明的报纸)也被他们赶紧收了起来。原来是“维安秘书”走过来了。
  所以啦,在校园里负责人二的“维安秘书”,可以说是大家都不喜欢、但又不敢得罪的人。人人都怕被记上一笔,对考核及升迁产生影响。因此,人二室的废除,可以说是对校园内思想自由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
  至于警备总部,那更是动员戡乱时代下的产物。它的任务包山包海,从前线支援到后方维安都包办,其实任务有点儿像警察,但又有侦防的功能。由于国民党当局非常害怕所谓的“思想渗透”,对于“可疑”的言论,一向采取“宁可错杀一百”的毁灭性扑杀手法,因此,管理最广泛深入、任务无所不包的警总便成为当局最方便有效的管理工具。
  警总最令人诟病的业务,就是对台湾地区人民的思想与言论的管制。前面也曾说到,“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警总”就是指台湾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下,思想言论都会先“自我检查”一番,每个人心里多少都有些压力。因此,随着“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废除,警总这种不符合台湾法律规定的黑机关也跟着一并撤除。其实它背后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不仅代表台湾当局未来再也不能依自己好恶来对民众任意进行拘捕,也代表体制慢慢回到正常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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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1992,“四大天王”抢滩台湾流行歌坛



  
  20世纪90年代初的台湾歌坛,掀起了港星大举入侵的新高潮。主要原因是台湾本地唱片市场开始萎缩,而像国际唱片品牌如宝丽金,开始推出刘德华、黎明等人的专辑,其外形和包装都是台湾本地歌星无法比拟的。事实上,有许多港星如刘德华、张国荣、张学友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试着抢滩台湾,但当时他们的曲风不对路,对台湾市场的敏锐度也不够,因此就铩羽而归。等到20世纪90年代初他们再度抢滩时,可真非昔日“吴下阿蒙”,一下就席卷了整个台湾市场,引领*不良词语*。
  在这期间,香港娱乐媒体首次将“四大天王”称谓给予了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四人。此举突然将四个人的地位推向高点,无形中也将其他歌手贬了下来,而当时当红歌手还不少。这种封法虽然多少有些玩笑成分,但被封的人却是幸运的。在当时香港歌坛,前三位都已是畅销歌手,只有郭富城是前一年才突然蹿红的。
  郭富城是怎么一夜爆红的呢?在1990年台湾的一个摩托车广告中,当时还只是名不见经传的舞者郭富城,在广告中被女主角泼了一杯水后,开始骑着那辆小速克达追女主角。唯美的广告画面,配上高明骏与陈艾湄合唱的《谁说我不在乎》,大家纷纷开始讨论那个被泼水、一脸无辜的帅哥是谁。郭富城就这样一夕成名了,不久,他便推出了自己的专辑《对你爱不完》。郭富城那个如同一个M字形的麦当劳头型,成为年轻男生模仿的典范。“对你爱爱爱不完……”那个挥手三下再转一圈的手势,也成为大家喜欢乱学的动作,尽管大家都只会唱这一句而已。所以说,郭富城是从台湾红回香港的。
  所以,可以说,虽然港星抢攻台湾市场,但也表示台湾是华语流行歌坛的重镇,能在台湾大红就能在各华语地区大红。如郭富城,在台湾大红后也红回香港去,瞬间成为四大天王的一员。另一个红回香港的歌星是杜德伟,他在台湾由滚石唱片推出的《钟爱一生》,是由著名制作人小虫为他量身打造的,深情而有点儿灵魂乐的歌声,销售成绩成为所有港星中的第一名。当然这两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都很会跳舞。在那几年,会跳舞的歌星特别受欢迎。
  在台湾本土歌坛方面,“小虎队”的成功带动了许多男孩团体纷纷成立,但大多是昙花一现。在男孩三人组方面,只有香港来的“草蜢”大有接班的声势,而“小虎队”队员们免不了也会遇到兵役问题。兵役问题一直是许多未服役,尤其是偶像型男艺人心中的痛。一旦服役,就意味着接近两年的时间从舞台上消失,马上会被观众忘掉,因此许多台湾男艺人纷纷以拖待变,延后服役,或想尽办法不要服役。反正,“小虎队”的陈志朋是乖乖去当兵了。为了抢攻“小虎队”留下来的这个偶像市场,各家公司纷纷推出偶像型新人,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小旋风”林志颖。他唇红齿白,目送秋波,全身如会发光一样,让少女极其疯狂,号称“志颖之后,再无志颖”。当时,初中班上曾有女生一天之内把林志颖专辑听坏的纪录。
  但不知道为什么,到后来有一阵子,好像很多人突然开始讨厌他,喜欢林志颖的都会被排挤。几年后,林志颖也要去当兵了。入伍当天,从电视上看到大批歌迷把火车站给挤爆,甚至有疯狂的歌迷不惜跳轨挡住火车,搞得林志颖只好自己改搭出租车到营区去。
  不过,20世纪90年代初的流行音乐,对所谓“文艺青年”来说,最受欢迎的应该是优克李林。这个合唱团体——李冀和林志炫,一人演唱,一人伴奏。当年他们第一张专辑里的那首《认错》,林志炫那悠扬的假音犹如天籁般惊艳歌坛,技压群雄,也让这张专辑大卖。后来他们推出了《少年游》专辑,这首歌几乎成为每次郊外活动大家必唱的歌曲之一。
  也不是所有的歌曲形象都那么正面。当时有位歌星叫李明依,总是以一副叛逆形象出现。他出了一首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也成为一个口号在广告里大肆播放,成为当年的流行术语,结果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后来,为了避免造成不良的社会风气,相关广告歌曲即遭禁播。到了现在,每次一讨论到青少年的叛逆问题,还总是会引用这句话。
  从那几年开始,KTV在台湾大为流行。KTV的原型是MTV,名字是取自美国MTV音乐台,即影片放映厅,是一个一个包间的,许多朋友可以在里面一起看影片。后来KTV也采取这个方法,加上卡拉OK,就变成这种包间唱歌的形式,唱歌开始成为全民运动。KTV也带动了“口水歌”的流行。所谓口水歌,即沾别人口水的翻唱歌曲,所以有许多歌星也推出那种包含一堆过去的畅销歌曲的专辑,大杂烩般集中在一起。因为每一首歌都是耳熟能详的,这让民众买来一次听个够,颇适合用来练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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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初中能力分班



  

  上了初中三年级,我就读的学校也如同大多数学校一样,以学生的学习能力来分班,虽然没有明说,但大家都知道是分为A段班、B段班。说好听一点儿是因材施教,其实就是一切以升学率为导向,将一切资源都集中在A段班升学上。B段班呢?就是所谓的“放牛班”,放牛吃草去也。
  所以,到了初二升初三的暑假,学校在决定分班时,台面下就会暗潮汹涌,各种请托送礼的事不断,家长都想把自己的儿女送进A段班去学习。老师受了拜托,学生资质又不怎么样,那该怎么办呢?因此,又出现了所谓的“人情班”,其实大家心照不宣,都是这种原因被集中到这个班来的。本人资质驽钝,又不太好学,因此,虽然妈妈也千方百计打点,不幸还是被丢进B段班了。
  学校大概是怕A段班学生被干扰,因此以中庭走廊为界,将A段班跟B段班分开。每次走到A段班教室区,都会感受到所谓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当然还有教鞭的鞭打声、被处罚时的哀号声。反正,走到这里都会觉得环境特别美好和谐,草木似乎也特别青翠。而一走到B段班教室,就好像来到另一个世界。就算是上课时间,也常传来吵闹及音乐声,走廊好像也比较破旧,偶尔还会有窗户被打破的凄厉清脆之声传来。两边反差之大,令人恍惚。
  以当时一般的社会价值观来说,A段班就是爱读书的好孩子,B段班就是不爱读书的坏孩子。B段班也真的是这样,鱼龙混杂,老师也不太管,不出太大乱子就好。身在其中,就算有心念书,也会被不爱念书的影响及嘲笑。
  初中的能力分班制,的确造成当时大家的“族群对立”(好班与坏班的对立),这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有种奇怪的现象:好班学生不屑与坏班学生为友,觉得自己层次高人一等;坏班学生也不爽与好班学生为友,觉得他们态度太跩。就算学生本身单纯,心里没有这个分别,老师也会提出警告。当初班际篮球赛,B段班的赢了A段班的学生,就听到A段班的一个老师放了一句话:
  “哼!让我来做教练,我把A段班所有最聪明的学生集合起来,照战术打一次,肯定打赢你们。”
  就是这种心态,让A段班与B段班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开!但不止B段班里有不爱读书的问题,A段班里也存在着同学情感疏离的问题。因为自己班上同学实力过于接近,所以竞争更为激烈;一旦竞争太过,每个人都自顾自的,恨不得少一个敌人而自己考上好的高中。
  当然,也有许多热情的老师抱着不放弃B段班的心理认真教学,这些大多都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老师。但我们也眼睁睁地看着这些老师的热情理想被硬生生打碎,一个接一个黯然地,甚至是哭着离开。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鬼冢英吉或金八老师,于是最后只留下学生们继续嘻嘻哈哈。当然同学们也不是没有自觉,常常组织起来自我检讨,但不久又萌发故态。所以啦!聪明老练的教师被派来教B段班,都懂得先跟学生称兄道弟,然后再约法三章,说明上课时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如此,不但能得到学生的尊重,上课过程也会比较顺利。
  当时不太爱读书,在B段班挺开心的,但又看到父母忧心忡忡,所以心里真是有些矛盾,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回头来看,那些所谓不爱读书的坏小孩,其实都是比较缺少理解和关心的。社会价值观就是这个样子,谁来体会他们嘻嘻哈哈背后的焦虑呢?几年后,台湾的社会掀起了一股要求废除能力分班制的声浪,认为凡是学生都有受教育的权利,不能因学习能力而有所区别。但实际上,不是每个人的资质都一样,能力分班是必要的。对于B段班来说,主要还是看老师的教学态度,是真的让学生放牛吃草呢,还是有技巧地引导学生。
  后来,台湾当局明令禁止能力分班,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种现象还是一直存在于台湾的初中里。
  当时,学校还有另一个比较特殊的技艺班,即面包班,也是一些不爱读书但想学一些技艺的学生组成的。现在来看,可能最聪明的就是这些人了。虽然当时许多家长很鄙视这些人,认为读书才有用,但若以目前社会价值观来论成败,当时读面包班或学习汽机车修理的许多同学,现在的收入都远远超过后来一路读大学上研究所、进公司上班的人。而且,生活又悠闲,他们在同学会时一度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所以,人生真的是很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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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
  我们台湾这些年:迈克尔.杰克逊台北演唱会





  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事情的发生,对台湾来说都是第一次。1993年,有一件让台湾社会及无处发泄的青春为之疯狂的大事,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台北演唱会。作为国际流行乐界的超级巨星,他要来台办演唱会的消息也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公布了,所以前一年时,他那长达11分钟的MV《BlackAndWhite》便在台湾引起一阵轰动。那一年,迈克尔.杰克逊的模仿秀也在台湾流行到最高点,从综艺节目到小朋友的游戏,大家都在学月球漫步及倾斜45度(不过根本学不来)。
  从迈克尔.杰克逊刚下飞机的那一刻,他就无时无刻不被媒体及歌迷紧盯,载着他的车子后面,总是跟着一大群歌迷骑着摩托车疯狂追逐。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有个歌迷带着一条小狗,追着迈克尔的车子,追上后拍打着车窗,要将小狗送给他,没想到迈克尔真的开窗把小狗给收下了。此外,当时他所住的晶华酒店,楼下时时刻刻都有大批歌迷守着,每当迈克尔出现在窗前挥手,总会引发歌迷们仪式性的尖叫及哭泣。
  迈克尔在台的生活花絮也是媒体所关注的。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要求洗澡都用矿泉水,这引起了许多非议。当然,那时候该牌矿泉水也热卖了一时。而在1993年的台北市,市区里仍然混杂着一些老旧眷村小区,当时晶华酒店背后就是一个旧眷村。说是眷村,其实那里已经是个贫民区了,当时拆或不拆一直悬而未决。所以,当迈克尔住进五星级的晶华酒店顶楼的总统套房时,社会上就有一种声音出现:非要把那片棚户区拆掉不可,不然以后国外重要人士来访,住在这里看到台北破旧的一面,那真是丢脸。这个地区等到几年后陈水*当台北市长时才开始拆除,变成了一个都市公园。
  演唱会当晚涌入了4万观众,到现在一直都是台湾演唱会人次最多的。虽然门票一张5000元,在当时已经算超高价,但大家就算用抢也要买到。早在开唱前48小时,就已经有人在露宿排队了。
  我们同学几个,不管是前几个月就开始打工挣钱还是死缠烂打地跟家里要钱,都好不容易抢到了票。所以这48个小时,我们也排班轮流在那边排队,因为毕竟摇滚区那么大,大家都想最先冲到前面一点的位置。
  虽然连夜排队累得要死,但到进场这一刻,大家都好像又活了过来。在舞台正前方的摇滚区非常拥挤,天气又热,那么多人身上散发出的热气是非常可怕的,几乎要让人窒息,真是又HIHG又痛苦。
  等到演唱会正式开始,迈克尔那爆炸性的出场后就在舞台中央定格了3分钟不动。现场尖叫与哭声不断,每个人都用尽全身力量喧泄般大吼大叫。这个时刻,他的确是流行音乐之神,如同在接受现场数万信徒宗教狂热式的顶礼膜拜。观众也在这种狂热的迷幻兴奋中得到了无比的释放。不过,也有人光是在这3分钟间就已经晕倒被送出去了,搞得整场演唱会都没看到。
  整场演唱会,时而震撼人心,时而又让人感到温馨,这种交错的感觉都加深了迈克尔神秘又危险的感觉。观众是如此的狂热,导致现场温度越来越高,因此水柱也不停地洒向观众。我以前以为演唱会上喷水柱只是一种效果,这个时候才知道原来在降温上是真的有很大作用。可真实情况是,观众被喷到后不但没有降温,反而更亢奋。
  现场是如此的闷热,所以也不断有人晕倒——说是晕倒,其实人已经挤到你连倒下去的地方都没有,就像一具软棉棉的肉体被人夹立着而已。工作人员也挤不进来把他们送出去,那该怎么办呢?工作人员只好三人一组,踩在一个又一个观众的肩膀上慢慢走进去。到了晕倒者旁边时,因为他是被挤着,所以工作人员只能如同“拔萝卜”一样,蹲下去慢慢把那个人给“拔”出来,然后再一起踩在观众肩膀上把他给抬出去。
  当晚,不管是台上的表演还是台下观众的种种反应都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对台湾人来说,不管是迈克尔的演唱会还是他的排场,都让人见了世面。
  从他来台湾前到离开台湾后,台湾的*不良词语*界、教育界、文化界、流行乐界爆发了一阵阵的大论战,或者说是大混战更恰当,三个多月后才平息。
  现在想想,全世界应该只有迈克尔.杰克逊穿黑裤白袜而不会被时尚界嘲笑。过了三年,他的“历史之旅”全球巡回演唱会,再度来台演唱,把什么航天飞机、战车都开上了舞台,依然令人印象深刻。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欧美流行乐界的天王天后们相继来台湾演出。我至少看了惠特妮.休斯顿及玛丽亚.凯莉的演唱会,这些都是那几年令人难忘的回忆。但到了现在,迈克尔永远和我们告别了,惠特妮吸毒废了,花蝴蝶凯莉也过气了,等了十几年,台湾还是没等到麦当娜的演唱会,这实在是个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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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湾这些年:尹清枫命案:台湾二十几年来最大的政治悬案




  尹清枫命案是那年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台湾二十几年来最大的悬案。本来只是死了一个上校而已,看上去没有多复杂,但这件事就如投石入水般,涟漪不断地扩大再扩大。突然间大家才惊觉,事情原来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海军曾编制巨额预算向其他国家购买武器,而当时任海军武获室执行长的尹清枫,就是这些计划的执行人。在稍早之前,传出台、法双方有人拿巨额回扣的小道消息,不久,身为最直接知情者的尹清枫突然失踪,之后就在东北部海域发现了他的尸体。
  尹清枫命案留下了许多疑点:尹清枫费尽心机先录好的自清录音带被奇怪地消了磁;其他一些证明文件也失窃;案发当日,他的寝室有被人翻动的迹象。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案发到现在,已经有近十个涉案关系人或调查人员,不分台湾或法国,均死于非命,这更让这案件扑朔迷离,疑团越滚越大。
  2000年,陈水*上台后,曾经宣示重办这起悬案,就算“不惜动摇国本”也要查到底,结果他八年当完,“国本”都摇得差不多了还是没办成。可笑的是,当初陈水*在当“立法委员”时口口声声说他手上有关键性的录音带,但后来他当“总统”,别人再问起这件事时,他居然改口说“录音带在搬家的时候搞丢了”。我看,他自己都不相信这是他说的吧?但的确,这件案子牵涉太广,横跨海内外,就连法国高层也涉入,怎么会那么容易办呢?好几次媒体都以“拨云见日”之类的要题表示办案进度,但最后都不了了之。就连侦办检察官都被明升暗降丢去闲差,这一切都让人觉得背后黑幕之大。
  有人说,查清政治性悬案的方法就是查出最高受益者是谁。我想,尹清枫命案这种永远查不清的事,台面上最大的受益者应该就是“来来豆浆店”。这个尹清枫最后出现的地点,经过新闻报道之后,名声大噪,生意一直火爆到现在。每次经过这家店,大家总是忍不住注目一下。
  尹清枫命案不愧是台湾这二十几年来的最大悬案,光是把那些离奇死亡的涉案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整理出来,可能就堪比侦探小说了。

  


我们台湾这些年:初中四班(上)

  


  初中毕业后,要参加高中联考,相当于大陆的中考。不过对大多数B段班同学来说,只是去“陪考”,当炮灰而已。对初中毕业生来说,整个7月可都是考季。考完公立高中联招后,再来就是五年制专科学校联招,之后还有高职高工联招、独立学校招生、私立高中联招等,整个7月可真是挺折腾的。
  以公立高中来说,当初可分为“北联”(台北市公立高中联招)及除了台北市外的“省联”(台湾省公立高中联招),是在同一天举行的。一般来说,台北市的学生会参加北联,除台北县、市外的都参加省联。但是台北市的建初中学及北一女中算是全台最好的高中了,因此北联也吸引了许多外地优秀考生报考。
  考试共两天。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许多考生由全家老小陪同,带着桌椅书报等东西出现在考场一起陪考。考生在这个时候简直就是饭来张口,旁边必定还有人帮他扇风。每节考试出来后简直就是众生相,几家欢乐几家愁。而对于补习班来说,联考时也是宣传的好机会。每节一考完,联招会公布考题,补习班马上就组织补教名师们解题,抢在第一时间印出来到考场散发,每一家补习班都在比速度,竞争很激烈。
  公立高中联招后,紧接着而来的是五专联招。五专已经可算是“大专”了。在台湾的“大专”,指的是“大学及专科学校”,跟大陆的“大专”概念是不同的。当时台湾的五专反而比较像大陆的中专。许多同学因为想“提早感受大学生活”,所以会选择五专就读。能考上好的五专,其实在高中联考时也不会考得太差。
  再来就是高职高工联招及私立高中联招。大多数学生不会去考虑是不是真的适合读这些职业学校,大家一路考下来,也就跟着考就对了。而私立高中联招通常是学生及家长的最后考虑,因为私立高中学费贵,学生素质及教学品质常常又不怎么样,所以排在最后考,也算是捡别人剩下的。
  此外,还有一些私立的明星高中会单独招生,这些学校当然是以升学为导向。因此,以管理严格、师资优秀为号召,也吸引了许多学生去考。不过,大多数去考的学生都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反正多个机会。所以,在当时的整个七月,就可以看到一群考试部队,从甲处考到乙处,再从乙处考到丙处,看来看去都是那些熟面孔,累倒了考生,也累死了家长。
  成绩烂如我者,没考上也是可预料的事。本来可以随便混所私立高中来读,但大概那时候看了太多的日本漫画如《魁!男塾》那类的,总觉得私立高中像大乱斗般可怕,所以也放弃了。再加上当时重考班的招生人员到家里对我父母洗脑一番,讲得我父母龙心大悦,遂帮我报了高中重考班。重考班另有一个戏称为初中四班,就如同大陆的复读班一样,只不过是在补习班里面。
  想想初中三年,我真的是不怎么学好,虽然家里用尽心力栽培,到处去补习,但我只会整天沉迷在模型和动漫里(老实说,联考前一天我还在偷组模型)。结果有一天,我娘真的怒了,拿起从大陆买回来的木剑(当时爸爸刚去大陆几次,很喜欢买这些奇奇怪怪的纪念品),对着那些模型就砍了过去。然后又把我收集已久的各式漫画、画册、VHS影带通通带到空地去烧。啊!我的整套《银河英雄传说》啊!她还逼着我看着莱茵哈特俊美的脸庞逐渐焦黑扭曲。所谓幻灭是成长的开始,我的青春就随着这些冉冉上升的白烟而逝去了。
  离题了,反正我就这样进了重考班,就是在一栋没有窗户的大楼里。重考班干部一律都是公务员似的打扮,个个扑克脸。集中在这里的学生基本上是考场失利者,已对重考班恐怖的疯狂体罚有心理准备。在开班之初,最高班主任还上台安抚大家“嗯……我们这里是以鼓励代替处罚……”刚稍松一口气,当天回家就看到班导师拿着一整袋规格统一的木棒放在柜子里,看得心惊肉跳而自知不妙。后来才知道,那就是“鼓励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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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初中四班(下)

  


   在重考班的日子是天昏地暗的,基本上是早上进去后就出不来。唯一能见外面的地方是墙上方抽风机的小孔,所以也特别珍惜当值日生到楼下搬便当的机会。教室里也没有时钟,以至于到后来我都能用飞机飞过来辨别当时的时间。一天中,唯一能出来的时间是中午午休后,全班整队慢跑到班本部前,听最高班主任的训示,然后再统一地大喊一些口号——因为就在马路的人行道上,所以感觉还蛮丢脸的——然后再一起带队回教室外的小巷做体操。
   每天早上,到班里第一件事就是考试,考两三科,考完后就开始上课。上课老师就是所谓的“补教名师”,这些老师都很善于插科打诨,并在笑话中让同学们记住考试重点。比起初中里的老师,其实这些补教名师更有自己的个性,也更喜欢发表自己的政治言论。反正只要教得好、受学生喜欢,也没有人管得着。但同学们更在意的是上课时笑一笑,能暂时忘记被处罚的压力。
  上午的课上完后,吃饭午睡。午睡后出去放风回来,头皮就准备绷紧了,只见班导师一一念名字来领考卷,然后差几分就该打几下。被打的同学很自觉地把手撑在桌上,班导师充满杀气地挥起木棒,不,是鼓励棒,然后拉弓,将满满的鼓励从屁股下方几寸的大腿肉上注入全身。只见被打的同学脸上一阵阵的扭曲,尤其是老师在下手的那一瞬间,表情忽然变得非常狰狞,让后面的同学觉得更加恐惧。惩罚好不容易挨完,还要谢谢老师,强装没事如关公刮骨疗伤的样子走回座位,继续跟旁边的同学谈笑风生,但是一坐下时就会感受到那种痛得销魂蚀骨的感觉了。班导师打人时用力之猛,一班六七十个学生打下来,一天总要耗损几根棒子,挨打的同学常常都被打到手掌及屁股都淤青变黑。到后来,同学们也喜欢在屁股后面打击区塞些卫生纸或纸板,或者先涂些酒精或绿油精,据说就不会那么痛了。说也奇怪,大家还是不懂得努力一点读书,避免被打,反而研究起被打时怎么不痛。但后来我才晓得,一起研究这些事情是增加革命情感的好方法,体罚已经不是单纯的体罚,已经变成一种社交了。不过后来导师也会很体贴地劝告大家,别在被打的位置上贴东西垫东西之类的,因为我们天天都要挨打,要是被打得皮肉伤又贴这些东西会不通风,导致溃烂。听到这里,同学们内心忍不住要呐喊:“原来老师您也是用心良苦啊!”
  下午也是上课,晚上也是统一叫便当来吃。晚上都是自习,到晚上九点放学,放学之前还会来个精神训话,反正每次老师上台讲的都差不多:“你们这些联考失败者,是废物,是不会念书的垃圾!不读书未来只有捡破烂的份儿……”
  初中四班的教育理念就是这样,认为不断这样污辱你,还有考不完的试,才可以激励你奋发向上。以升学为主的封闭式军事化管理,使很多人的皮肤都变得越来越白,身体也变差了许多。
  而荷尔蒙分泌旺盛的青春男女,长期处在相同的密闭空间面临共同的压力,免不了由情感发酵为特殊情感。虽然偷偷地眉目传情及小纸条是免不了的,但就如电影《Speed》里珊卓.布拉克说的:“压力下产生的爱情不会长久。”不过有段地下恋情还是轰轰烈烈地爆发了。后来,女方离开了班上,据说临走前留给男生一封信:“我一定要考上北一女,所以,请你也一定要努力考上建中……”留给大家无限茶余饭后的八卦,也算不枉国四一年。后来那个女的有没有考上北一女是不知道啦,倒是男的后来还是没考上好的学校,被家里弄到外国去了。
  读重考班的压力很大,不仅仅是害怕被处罚,还有来自亲友们的眼光。尤其像我在的教会里,年纪比我稍大一点儿的,几乎都是优秀的建中北一女或前三志愿的学生,所以教会里也对我寄予厚望,希望我考上一个好学校。不过自己程度到哪里自己最清楚,所以越到后面我越逃避去上课,常常借故生病,想尽办法就是不想去。此外,当初重考班所在的那条路上也是许多重考班的聚集地,在公车或路上也常会遇到其他重考班的学生,常常是彼此看不顺眼,但又有种心照不宣的相互同情。倒是导师们都很害怕学生跑到其他重考班去,所以重考班间互相攻击诋毁的情况也时常发生。
  到了来年又快联考时,老师也不体罚了——反正到这时候体罚也没用——反而在这时传授一些在考场上临场应变的技巧,还会讲一些顺风耳千里眼的笑话。此外,为了让吹了一整年冷气的学生适应七月的考场酷暑,这时候也逐渐关起冷气。你想想这六十几个人被关在没有空调的房间里是什么情况,简直就跟烤炉一样。但说也奇怪,这招还真的有用,等真正上考场时还真通体清凉。不过,我宁愿相信那是终于离开那个变态又惨绝人寰的环境而感到的放松清凉。
  重考班是当时台湾教育环境下一个很特殊的状况。记得以前有部电影叫《国四英雄传》,里面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一群重考班学生,男生被带到北一女门口大喊:“我爱建中!我爱建中!”女生被带到建中门口大喊:“我爱北一!我爱北一!”小学时第一次看到这里只觉得好笑,但等到真的在那个环境里才发现,那种事是真的存在的。初中四班是台湾错误的教育体制下的产物,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电影里描写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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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淡江高中的一年


  


  我在重考班读了一年后,再次参加联考,成绩一样不理想。虽然五专的成绩还不错,但从大家的眼神中能察觉到,似乎都希望我读高中然后上大学。所以,我也顺着大家的意思选择去读高中了。靠着爸爸的一点儿小关系,进了长老会办的学校,也就是到淡江高中去读书。
  这所学校的教学成绩其实不怎么样,但是大概因为有些宗教的熏陶,而且又是百年老校,所以学校风气虽然自由,学生顽皮,但也不会有什么流氓气息。
  每天早上七点二十就要到学校,开始在教会学校的一天。入校门时,那条长长的林荫走道,规定男生走一边,女生走一边,彼此不能谈话。教会学校还有些保守,规矩挺多,比如说,其他很多学校,女生的冬天制服有长裤,但是这所学校就认为,女生就应该有女生的样子,所以只能穿裙子。回到正题,这所学校的橄榄球队很有名,所以走在这条路上也可以看到球队队员在晨练“撞树”。
  早上到校后开始早自修。到八点后,一般学校是要升旗的,但这所学校因为是教会学校的缘故,因此是一天升旗,一天做晨间礼拜。当然学生们是比较喜欢做礼拜了,全校坐在大教堂里,唱唱诗歌,读读圣经,祷告一下,其实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补眠。尤其是唱诗歌时,不知道这所学校的学生音乐素养特别好还是怎样,唱诗歌时很自然地都能听到两三个声部在合唱。
  其实每所学校的高中课程都差不多,到了二年级会分一类组或二类组。一类组就是大陆说的文科班,二类组就是理科班。有些比较重学业升学率的学校,则会从一年级就开始分班。这间学校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有几节“伦理课”,其实就是外国传教士来给同学上课。当时是一位上了年纪,看起来慈祥和蔼的女传教士来上课的,内容大概就是聊聊天,讲些简单的人生哲学。当然,同学们起来发言都是讲得天花乱坠的。但这女传教士就是有办法把同学们讲的导进正题,阐述一番道理给大家听,所以大家都还挺服她的。现在想想,这些传教士也挺伟大,年纪轻轻的来到台湾,也没结婚,一待就是几十年,算是一生都奉献给了台湾。
  台湾的高中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课程,就是军训课。跟大陆的“军训”是在入学前一段时间不同,这个军训课是整整三年的常设性课程,大学也有军训课程。并且,上课者是教官,他们都是在军队里面真正挂衔的军官,转到学校里担任军训教官。有时候想想,他们在部队里至少都是少校营长以上的职务,来管我们这些学生真是委屈他们了。军训课的内容大部分是“国防”教育,不过上课也常流于聊天打嘴炮。当年来给我们这男生班上课的,是位充满制服诱惑的漂亮女中尉。所以,高中男生荷尔蒙过盛的气息,在军训课中无限意淫的嘴炮中得以解放,真不知道当初那位女教官怎么忍受得了。
  这所学校因为年代久远,校舍也是中西合璧,古色古香又优雅,于是,校园内的建筑里常常可以看到有歌星在拍MV。此外,这所学校也算是活动特别多的学校,很注重学生的课外活动,会用各种名目来办活动。记得当初的社团有瑜伽社,还请了位正牌的印度瑜伽大师来上课,每次都看到他仙风道骨的身材,穿着白纱服飘来飘去的。但那时候瑜伽并不流行,所以很少有人去上这个怪人的课。此外,像圣诞节也有圣诞礼拜及晚会。到圣诞节那个礼拜,配合着教室布置的活动,简直都像在玩一样。当时,我们会把整个教室布置成一个类似大山洞的迷宫,放着音乐看着电视,都忘记是来上学的了。
  学校所在地是淡水,作为一个古朴的小镇,镇上民俗活动也是常有的,比如镇上办庙会或大拜拜流水席。所谓流水席,就是台湾民间一种请客吃饭的形式,开个几桌可能从中午吃到晚上,反正就是人跟流水一样随到随吃,吃饱就走,再换下一批人继续吃,菜也不断上,常常出现在婚丧喜庆或大拜拜时。这时学校就会放半天假,因为下午公交车开不进镇上,所以索性就先放学回家了。不过,当然班上同学抓住这个好机会是不可能直接回家的,都跑到海边去游泳,玩够了就去家在镇上而且开大拜拜流水席的同学家里吃饭。

  台湾的高中里面也常办军歌比赛。各班由教官组织,会选择几首军歌来唱,再加上行进间的一些队形变化及枪法动作,不过通常高中生都唱不到要领,只会一味地大声吼。但这所学校比较特别,没有军歌比赛,取而代之的是各班的圣诗比赛,那简直就是一片祥和啊!
  淡水的黄昏暮色是有名的。学校刚好位于淡水河出海口附近,每天放学要坐公交车回家,许多同学总是喜欢往前走一站,那样会有座位坐。但对我来说,就喜欢走在那条洒着夕阳余晖的马路上,远眺淡水暮色,听着阵阵潮水拍打的声音。那是我高中生涯最美好的回忆。
  约莫到高一下学期中期之后,因为对自己有点儿小自信而蠢蠢欲动,一方面准备学校的课程,一方面又开始准备再考一次高中,所以我就只在这所学校待了一年而已。
  后来对自己自信过度,还是考得不怎么样,不满意但能接受,学校也在家附近,就将就着去读了。同年,妹妹也上了高中,步上我的后尘去读了淡江高中的音乐班。那年音乐班是第一年成立,那一班20个人而已,周杰伦就在那班上。而前两年的《不能说的秘密》,就是在淡江高中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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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台湾这些年:1994,千岛湖事件

  

  1994年的时候,台湾政治缓和了。前一年举办的“汪辜会谈”,也是海峡两岸50年来的首次协商,两岸一切都朝着和解的方向发展。在当时,支持“台*”的声音虽然已经可以公开宣传,但也成不了主流,倒是一般民众心里总觉得,不管喜不喜欢,两岸最终都会走向统一。但这年开始的几个事件,却又开始让*不良词语*走向恶化。
  首先就是这年的“千岛湖事件”。这起事件中,在浙江千岛湖游船上的台湾旅行团及船工一行32人遭到劫船并灭口。
  在“千岛湖事件”之前,台湾是有一阵“大陆热”的。从台湾开放大陆探亲之后,虽然只能以“探亲”的名义赴大陆,但台湾当局虽不鼓励却默许一般民众到大陆从事各项活动。其实在台湾的俗语当中,有很多都是跟大陆地名有关的。比如说,“牛牵到北京还是牛”,就是代表一个人的牛脾气非常顽固,就算换个环境也还是一样;还有“去苏州卖咸鸭蛋”,则代表某人往生去也,驾鹤西归;“乌鲁木齐”则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意思。台湾人对一些大陆地名都听过,就是太陌生,而一开放到大陆后,电视台上也开始出现了好多介绍大陆锦绣河山的电视节目,对从不认识大陆的台湾人来说,看了真是向往不已,所以旅行团也是源源不断地前往大陆各处旅游。当时,在台湾街上可以看到不少人穿着写有如“我登上了长城”、“桂林”(不过下面图案居然是熊猫)等字样的文化衫,现在看起来虽然蠢得不得了,但在当时的确很流行。
  这种情况,到了“千岛湖事件”后,一切都改变了。好一阵子,台湾几乎没有旅行团前往大陆。
  千岛湖很长一段时间变成台湾旅行团的旅游禁地。在电影《赌神二》里,赌神高进在散心旅游,来到了“千赌湖”,遇上劫船事件,就是改编自“千岛湖事件”的。
  




1995风波

  


  约莫是从1992年年底开始,在台湾的教会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传言,说是上帝憎恶台湾社会的混乱,公义荡然无存,为了审判台湾,在1995年会让大陆攻打台湾以作为惩罚。而这个传言的始作俑者,是一位美国回来的余姓传道人。他自称原本是做生意的,但上帝给他启示,看见这个异相,在台湾各地宣讲他所看到的。这件事在台湾的教会界引发了大地震,也连带着整个社会都受到影响,造成当时一拨的移民潮。
  这件事印象甚是深刻。当时这位余先生为了宣讲他的信息,走遍各大教会与团体,与台湾许多牧师交换意见。又或者说,余先生非常固执地认为这是上帝给他的启示,以《圣经.旧约》中的守望先知自居,抵挡他的就是灭亡之子。当时我家里有场地,父母开放每礼拜四在家中举办聚会,这个聚会每个礼拜会请不同的牧师或讲员主理。很自然地,余先生也成为某次聚会的讲员。他在讲座里引用各种资料以及不断强调上帝给他的异相,说得大家心惊肉跳的。因为家里的这个聚会在教会圈子里还算有些名气,参加者不少,而这次的主题又非常敏感,因此不待余先生讲完,只见坐在里面的那些教会领袖及大头级的人物,个个脸色凝重,时而交头接耳。当然,这些教会领袖基本上都是持保留意见的。
  在此之后,余先生继续传播他的灾难预言,结果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教会领袖们见此风不可长,邀请余先生公开辩论,且要他节制言行。当然,立场不同没有交集,也就不了了之了。总之,这件事几乎造成了台湾教会界的*不良词语*。接下来,又有人传言,上帝为台湾的基督徒预备了“流奶与蜜之地”,就在中南美的贝里斯。结果,一批基督徒,甚至是整个教会中的牧师带着信徒,都逃到贝里斯去了。
  后来,这种现象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也引起了一个自由撰稿人郑浪平的关注。他被启发灵感,写了一本书《一九九五闰八月》。这本书从各种角度,不管是政经军事,还是历史灵学角度来分析,指出历史上每逢农历闰八月都会发生重大事件:第一次在20世纪,1900年八国联军;第二次是1957的斗争;第三次是1976领导人相继去世;第四次,他又推断,这一次将在1995的闰八月时攻打台湾。如此耸动的说法,立刻在台湾社会造成轰动。当然啦,他的说法也引起相当大的争议。但这本书顿时洛阳纸贵,再版又再版,成为当年的超级畅销书。结果那阵子也出版了许多搭顺风车的书,名字都挺耸动的,什么《台湾大灭绝》之类的,危言耸听搞得整个社会风声鹤唳,许多人也跟着移民。
  后来黄安和林瑞阳还合演了一部电影,就叫《一九九五闰八月》,不过情节跟政治无关,是部搞笑电影。虽然书中提到台湾教会有人在传1995年大陆攻打台湾的预言,但大多数的人的确不知道,《一九九五闰八月》这本书的原始构想脉络是作者从当时基督教会里的传言得到的灵感。这些书,这些人,这些事,十年后再来看,只能一笑置之。但这件事不仅仅是社会上的一个小风波,更可以从中看出,在台湾人心中,面对大陆越来越强大的一种敏感与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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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水*当选台北市长



  以台北市来说,20世纪9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有许多重大工程在同时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大众快捷运输系统,简称“捷运”工程的进行。也不全然是地铁,捷运工程有地面、地下、高架三种,并且好几条在施工。所以那时候台北市简直就像一个大工地,到处都有工程在进行,因配合地下开掘,地面上到处是铺满了钢板的临时马路。那段时间是台北的交通黑暗期,塞车问题特别严重,再加上捷运弊案连连,市民对市政的满意度跌到了最低点。当时的台北市长是黄大州。其实这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好,事情也在做,就是长期以来整个官僚系统的古板腐化,再加上这几年的施工问题,搞得大家怨声载道。
  所以,大家都认为1994年的台北市市长选举是个改变的机会。这是台北市改“直辖市”以来的第一次市长选举,以前都是官派的。因此,这次的选举特别引人注目。同时举行的还有同样是“直辖市”的高雄市长选举,以及台湾省长选举。我就提一提跟我住的台北市比较有关的选举吧!
  这一次的选举是三强鼎立:国民党的黄大州,新党的赵少康,*不良词语*的陈水*。新党当时形象佳,派一个形象声势都不错的赵少康出来选自然没什么问题。而黄大州,许多人认为李登*让他出来选是为了要搞垮国民党。其实,虽然当时大家看不到他有什么实质政绩,但他也没出过什么大乱子,算是四平八稳型的,不让他出来选市长也是说不过去。
  *不良词语*这边可复杂了。当时如日中天、一时瑜亮的陈水*和谢长廷都在争取这个机会。前面说过,两个人都是一同从美丽岛辩护律师团发迹,并在台北的同个选区担任过市议员及“立法委员”,可说是亦敌亦友,在这次党内提名中,谁也不让谁,竞争激烈。但戏剧化的是,在党内初选的前一刻,谢长廷宣布退出初选,全力挺*。

  其实这次选举,从一开始大家就不看好黄大州,所以基本上也是陈赵两人相争。在这两个人里面,大家是很难抉择的,因为都是一时之选。我个人认为,最后陈水*会胜出,跟竞选主轴有很大的关系。当初,赵少康阵营把这场选举的层次提高到了“保卫战”,有点儿言过其实了——只不过是个地方首长的选举而已。
  “有那么严重吗?”陈水*当时就喜欢用这句有点儿戏谑讽刺的话反问赵少康。
  所以,当时赵少康反而给人更激进、有某种政治洁癖的感觉。反观陈水*阵营打出的口号“快乐、希望”,整个竞选气氛就给人一种办嘉年华会般快快乐乐的感觉。
  所以啦,当时的民调,以年龄分布大概有这样的结果:中年以上支持国民党的居多,中产阶级支持新党的居多,年轻一点儿的支持陈水*的居多。很多高中生、大学生也是支持陈水*的,不过他们没有投票权,只能跟着摇旗呐喊而已。
  说到摇旗,这次选举也有些创举,就是第一次有竞选用的宣传旗与竞选主题歌出现。一时之间,能看到街上许多的汽车、摩托车,尤其是支持陈水*的计程车车队,车上都插满了旗子满大街跑。当时的竞选主题歌,除了后来变成新党党歌的《大地一声雷》外,就是陈水*的《台北新故乡》跟《春天的花蕊》了,尤其是后者,因为曲调悠扬歌词优美,有好一阵子都是KTV里的点播冠军。总之,*不良词语*在选举中善于运用各种营销策略,就是从这次选战开始的。
  所以,在当时的高中校园里,许多同学喜欢将陈水*的竞选旗帜缝在书包内侧,每次一看到有人翻开书包露出那面旗帜,自己也会装作无意地露出那面旗给对方看到。而支持新党的同学,也会把新党竞选时的那件红T恤穿在制服里面,并有意无意将领口放开两颗扣子给其他人看,这样大家就心照不宣,知道对方是“同志”了。现在想想,这种愚蠢的行为倒也不是真的在挺*,因为学校上层或教官大都还是支持国民党的,所以,这么做应该是种青春期特有的、藐视权威的叛逆行为而已。
  陈赵两人实力在伯仲之间,几乎是一种欢乐气氛与悲壮气氛的对决。情势非常紧张,选举前的最后关头,甚至传出了李登*弃黄大州保陈水*的说法。这些年来一直有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我持保留态度啦!因为黄大州声势本来就弱,就算陈水*有百分之五的票是从他那里争取过来的,扣掉这些票,陈水*还是胜。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国民党的*不良词语*是造成陈水*这次当选的原因之一。
  至于在台湾省长方面,国民党的“宫廷大内高手”(当时对手这样称呼)宋楚瑜最终胜出,高雄市长也是由国民党的吴敦义胜出。
         
  市政的建设与规划,有其延续性,这点在硬件方面尤其重要,且承前启后经营市政,台北才有今天。但是在软件方面,就的确很能看出一位市长的个人风格。陈水*在市长任内,当然不是说大家都喜欢他做的,但很多重大工程都是在其任内完成的,对于只看结果的民众来说,这当然是有加分的效果。但更令人感到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官员对人民态度的变化。
  长久以来,市长都是官派,因此不免沾染官僚习气,且影响到一般公务员,对民众总是爱理不理的。面对这样的一副嘴脸,民众也只能无奈地摇摇头。陈水*担任市长期间,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比如说,与民众生活最息息相关的区公所(区政府)办事处,从前柜台是高高在上的栅栏式,民众必须站着办事,现在改成可与办事人员平起平坐的开放式。并且,民众一坐下,马上就会有人倒茶水给你,原来的冰冷面孔,也取而代之为亲切的笑容。不管他们是不是真心的,至少让民众感觉受到了尊重。公务人员的官僚做事方式有了很大改善,这可能是陈水*任内最让人称道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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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台湾地区第一次“大选”




  1996年3月的“大选”,是第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的直接民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本来是由“国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国民代表大会”在过去算是台湾体制下的一种特殊组织。依孙中山当初的政府设计,政府的治理权由“五院”(“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行使。但是,关于“监督政府”、“领土主权”及修改“宪法”等,则是交由“国民代表大会”行使,并将“国民代表大会”的“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而“立法院”委员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皆由人民选出。
  当然啦,这一切都很理想化,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台湾,很多现实都不像当初设计时的情况了。1996的大选,各方的人马如下——
  国*党:李登*、连战;民*党:彭明敏、谢长廷;无党籍:林洋港、郝伯村(实际上是新党支持);无党籍:陈履安、王清峰。
  其实,这是一场从一开始,起点就不太一样的选战,因为国*党李、连这一组,从一开始就声势浩大,支持率一直遥遥领先,再加上庞大而细密的辅选网络深入台湾的每一个角落,单就“资源”一项,其他各组候选人已望尘莫及。
  而民*党在这次选战中可是低估了李登*的“魅力”。另一方面,民*党当时挟着前几次大选都有不错成绩的气势而来,但的确是HIGH过了头,忘记了民众对“台*”仍没什么信心,大部分都还是想安稳地维持现状。
  其实这次选举,从中期之后,大家都已经看得出来李、连这组人马是一定会当选的,只是没人愿意认输。并且,台湾的选举就是这样,就算支持率低,也要搞得气势高昂、热热闹闹的样子。所以不管哪一个阵营的场子,现场一定是一片欢乐,HIGH到最高点的气氛。台湾地区“大选”为什么会选在年底到年初这段时间,我猜想是因为这段时间刚好是职棒休赛期间,天气又冷,所以民众需要一些可以尽情大喊的热情活动宣泄一下。
  虽然说*不良词语*在当时的支持率已经落后了,但*不良词语*的场子依然可说是最好玩的,这可能是因为该党从街头运动起家,办起各种活动来,掌控节奏的能力是一流的。在选前最后一个晚上,*不良词语*的场子里,台上主持人及台下群众互相呼应,再加上演讲时不时穿插着背景音乐,最后伴随着候选人出场而达到最高潮,结束后再放个烟火,现场简直就是又HIGH又热血。整个台北市到处都有“选前之夜”,每一个场子都在比谁能更晚结束,似乎先结束的,在声势上就输人一等。
  当晚,每个候选人的场子都结束后,几乎已经十一点了,但民众意犹未尽,一群一群地走在街上逛着。支持*不良词语*的群众很热情,自发性地开始“散步”,从市政广场一路走到“总统府”前,在每个路口都有人摇旗呐喊,一呼百应。如果遇到其他阵营的支持者,倒也不会对骂,就是隔着街互相对喊口号,隔空交火,也是好玩的成分居多。当走到“总统府”前,看到已经是重兵把守,整个府前广场都已经被围住,大家也就自然地散了。经历过那么多次“大选”后我才了解,选举的结果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原来大家喜欢的是那种选举中的狂热,和那份如同办嘉年华会般的感觉,等到选完,日子还是要继续过下去。
  总之这次选举是李登*阵营胜利了,拿到超过半数的选票,总算是为他的“总统”位置立下了“正当”性、“合法”性。
  这场选战后,李登*的地位可说是完全确立,得以开始党内中生代的布局。林郝、陈王代表的国民党非主流派自此之后可说是彻底瓦解。而李登*从此也跟民意基础颇高的省长宋楚瑜开始形成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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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补习班与名师的故事


  

  在台湾的高中生,除了每天在学校的课程外,下课之后十之八九都会往补习班跑。说真的,看似很用功,但其实是因为大家都去了补习班,也就跟着去了。补习的内容大部分是数学、英文,也有物理、化学,后来居然也有补习国文的,可说是无所不补。
  一些有名的补习班,几乎都是集中在台北车站的市中心附近。台北车站前的“南阳街”,可算是传统补习班聚集的地方,后来以这个地方为中心,附近办起了各式各样考各种证照或是学校的补习班。而高中补习班喜欢在高层大楼里,甚至有些大楼有好几间补习班在里面。有些补习班的大厅装潢之豪华,简直堪比五星级饭店。这些补习班都会用名师来号召,高中生们也喜欢追着名师跑。在这些补习班里,教室之大,动辄可以坐下三四百人,越坐到后面就越看不清楚,所以教室里也装有数台电视。而坐得越靠后面越不容易专心,所以后排座位也很容易变成看他校女生,或者聊天的好地方。
  当然,比较有心想读书的人是不会想坐在太后面的,而大家都想上名师的课,所以要在几百个人中划到好位置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就可以看到一种现象,每到一个班又要开课时,许多高中生会在报名划位的前一天就开始彻夜排队,几乎每次这种现象都会上新闻。但事实是,许多高中生也把这种事当做一种乐趣——能够跟同学一起排队,通宵在那边打牌聊天,跟别的学校的女孩瞎扯胡闹,那是多美好的事啊!所以这也是许多人高中生涯的回忆之一。只不过有一年我看新闻,某名师的补习班,排到第一个划位的居然是个菲佣。看来是哪个有钱人家的小孩懒得排,叫家里佣人来代排的。
  而名师不愧是名师(或者他们会自称为某某科天王),个个都充满了传奇性。首先,这些名师一定都会有个传奇性的故事,比如说台大法律或医学毕业跑来当老师啦!或者在外国留学回来之类的。不管真实性如何,唯一能肯定的是,这些名师都是领着超高薪以千万来起跳,补习班的成败,全靠他们的嘴上功夫,学生总是被唬得一愣一愣的。当然了,超高薪的背后是一直在各处上课。有些名师,早上在台北上课,下午就坐着飞机到高雄上课,赶来赶去的几乎没假日。所以你看这些老师,几乎都有同样的特征:脸色稍苍白,声音略沙哑,可能还有些黑眼圈。
  教相同科目的名师之间也会有心结存在,常常会在课堂间顺便揶揄其他补教老师,有更直接者,在几百名学生面前就直接开骂了,内容通常不外乎是抄袭授课内容讲义啦!教法错误啦!但是学生们通常会听到更多小道消息,比如说某某名师的徒弟投靠另一名师,或者抢学生之类的。补教界还是有很多高中生所不能理解的黑暗面。
  名师有其魅力,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教学方法,不同名师都有不同的教学风格及逻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名师这两个字本身就有催眠性,同样在学校里听都听不懂的问题,一到名师口里,就变得化繁为简,条理清晰而易懂。以教数学的名师来说,肯定有什么速算法或解题口诀之类的。另一方面,名师的口才肯定很好,插科打诨样样都会,常常在授课时穿插一些笑话、内幕消息之类的,讲得天马行空让大家哈哈大笑,很懂得怎么激励同学,让大家用功。学生们用崇拜的眼神看着这些名师——他们可以三个小时讲下来,硬是面不改色,精神焕发,一点儿也没有冷场。但是啦,名师嘴里讲出来的,笑笑就好,十句有九句不能相信。而且,讲出来的笑话还不都是那几个,问了好几个不同届的,听到的内容都差不多。
  补习班也是个交朋友的好地方。当时有些学校是纯男校女校,就算男女合校的也几乎都是男女分班,因此,人数众多又是男生女生混在一起的补习班教室,就成为发泄青春的好地方。所以,上课时传纸条这种事从来没有停止过,通常帮忙传纸条时,已经不知道是后面哪一个人传来的了。又或者,发现纸条的收件对象是自己心仪的女生,又会趁人多偷偷把纸条给没收,或者偷换成一张白纸传过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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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电视剧《姻缘花》带来的热潮


  

  台湾电视剧一直有两大热门时段,一个就是之前提到的八点档,另一个是九点半以后。八点档大多是一些阖家观赏的剧,取材也较丰富,什么社会、警匪、伦理、爱情、亲情、武侠、科幻等题材都播过。但九点半以后的剧集,清一色的都是较社会写实的家庭伦理剧,剧情多半偏向现实生活,剧情方向有时会根据社会话题来撰写。
  通常这些剧的剧情都比较煽情,这也不代表它们有什么**成分,而是这个时段播出的剧集,剧码不外乎都是些婆媳冲突、豪门恩怨、外遇第三者等内容。在这些剧里,角色的个性鲜明,剧情常有互赏巴掌、拉扯、推倒、虐待、苦情、误会等大洒狗血的内容,都是一些儿童的纯真心灵无法理解的大人世界。很可能正因为如此,才排在这个时段播出,但这些剧集通常很受妇女观众的喜爱,她们戏称这些剧为“九点半档”。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视在每个礼拜天晚上十点推出“中视剧场”的单元剧,每一部剧都以某种花的名称作为剧名,比如说太阳花、罂粟花、姻缘花、君子兰花等,大概播了十年。这一系列的剧就是以上面所说的那些剧情走向为卖点,而演员通常都是那几个人。因为这系列剧为刺激收视率,剧中一定都有手段狠毒的反派,通常是第三者或恶婆婆之类,所以演过这系列剧的演员也几乎都被定型。比如说,陈莎莉成为永远的坏婆婆,张晨光通常都会扮演夹在婆媳中间的为难丈夫,王淑娟几乎都是演苦情女,张庭常常都演第三者……这些系列剧后来俗称为“花系列”。
  1997年时花系列中的《姻缘花》是社会极大的话题,到最后简直就是全民参与,都融入到这部剧里。《姻缘花》也成功地塑造了不少角色,可以说是花系列中最成功的一部。剧情描述一位失去父爱的小太妹顾小春,后来受到社工云生的感化。但云生本人为不孕症者,而她的婆婆又想要抱孙子,顾小春为了感谢云生,遂自愿成为云生的代理孕母。没想到顾小春生下孩子后心性剧变,不但强占孩子,又勾引云生的丈夫发生性关系,用尽方法来骚扰云生想取而代之,就在云生快崩溃时,又有另一个男人进入云生的生命中给她力量……光听这些剧情就觉得够洒狗血了吧!当初编剧简直就是把顾小春塑造成一个无可救药的恶女,每次观众看到顾小春那种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样子,简直想把她碎尸万段。
  这部剧是慢热型的,越演到后面越引起话题,这个议题不仅仅让整个社会掀起了讨论代理孕母的问题,居然也因此入“立法院”讨论了。另外,声讨顾小春也成为全民运动。潘仪君饰演的这个恶女顾小春,抢尽了全剧的镜头,有好一阵子观众都无法接受潘仪君演别的角色,据说剧组每天总是收到恐吓的传真收到手软,要潘仪君小心点儿,让她不得不申请警察保护。后来制作人眼见此剧太成功,居然开放观众决定大结局,没想到收到的几乎都是顾小春五花八门的死法。
  (关于我家看连续剧的生态总是如此:首先,一定是妹妹盯着看得入迷,这肯定会惹来妈妈的一阵骂声,但妹妹也不理会,每次妈妈经过电视机旁骂她,她都会乐在其中地解释剧情给妈妈听,妈妈也会顺便瞄几眼,久而久之,便不再骂她了,因为妈妈自己也跟着沉沦在剧情中了;而我对连续剧总是抱着批判的态度,这时候就会引来她们两个女人的反驳,我为了要再反驳她们,只好看看到底又演了什么荒谬的剧情,久了,我也堕落了;最后是爸爸,他总是早出晚归,偶尔赶上播出时间,为了展现对全家的爱,便乖乖地坐着跟大家一起看,断断续续几集之后,他变得很准时地回家。)
  这部剧在播出时,我正值高三的下学期,就要大学联考了,但大家都在讨论,似乎大家都在看,生怕自己不看,就跟不上话题。并且,看过前一天剧情的人,隔天才有机会跟女生讨论,找借口聊天。不过后来才知道,每个人都说他们在看,但是真正问起剧情时,才发现大家都不知道。
  这是当年影响最深的一部剧,所谓1997年的三大恶人:白晓燕命案的凶手陈进兴、高天明以及《姻缘花》里的顾小春。反正在台湾,这类剧一定要有两大要素:婆媳和生病。恶婆婆虐待媳妇,生病的人谈悲惨的恋爱,有了这两项要素,收视率想低都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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